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为帝国建立一套道德规范。
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后来，针对“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
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
与此同时，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
可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明代，首先对这种现在发难的是陈献章。
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
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阅读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
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学说，既指无形的道需要通过有形的物表现出来，又指“知”——道德认识需要通过道德践履表现出来。
紧随陈献章之后的湛若水、王阳明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
湛若水说：“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
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
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的心学宗旨，其中所说的天理包含道德之理，他特别指出“体认兼知行也”。
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认为道德认识应该与道德践履齐头并进，而不是非要等道德认识有进步之后再使道德践履去进步。
湛若水在“理气合一”学说的基础上指出“真知流行，即是知行并进”，又在“体用一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易经》教人做君子的言论提出“主宰处是知，发用处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的观点。
对于知而不行的时弊，王阳明有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话：
“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