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动城市化发展和产业聚集效果来说，水力革命似乎真的不能算是一场工业革命，只能说是局部地区新技术引进和推广后的快速发展而已。类似景德镇高度集中的陶瓷工业，没人能称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是工业革命吧？
可如果说不是工业革命，水力纺纱机工厂的快速发展，却又超出了李慢侯对技术进步的定义。虽然一座座小城镇的规模都不大，基本上都在万人以下，围绕一座工厂形成小镇。可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光是福建就有这样的工业小镇不下千座，总人口加起来也高达二三十万人。
而且带动的大工厂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哪怕是那些以前不曾出现大工厂的行业，也开始出现大工厂制度。陶瓷、织布、丝绸工业等大宗商品生产，都出现了大型集约工厂。产量巨大，效率很高，快速侵蚀着手工作坊的生存空间。
要怪就只能怪中国太大，各地地理差异也更大，在欧洲一个国家无法得到的水力资源，在中国可以得到。一个福建可利用的水力资源，就比整个英国更多。于是英国人无法用自然水力推动工业革命，不意味着中国不可以。
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分工和高度协作，至少在纺纱行业出现了。同样的还有冶铁工业，从山东开始，冶铁高炉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在煤铁资源中心，山东的淄州、莱芜、燕云的滦州、大同，都出现了煤铁生产中心。
水力革命在南宋境内发展的也极快，闽浙沿海地区山区多，落差大，溪流短促入海，既方便小船进出，运来棉花和运走棉纱，也方便筑坝储水，冲击水轮。
水力机器除了用在纺纱上，广泛运用在磨面、纺麻等大宗商品生产上。在缫丝工业上，也出现了应用，但质量还无法比得上人工，断丝比较多。不过缫丝行业拥有最雄厚的资金，同时又是一个人力最为紧缺的部门，相信用不了多久，水力缫丝机器就会变得实用。
水力机器广泛在四川盆地，东南沿海，长江两岸，两湖平原，汉江平原，江南东西，将南宋朝廷的经济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财政水平进一步提升，已经达到了三亿贯。大小城市快速扩张，上海这种百万级的城市虽然极少，但三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涌现出了五十多座，苏州、湖州、常州都是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苏州人口更是高达六十万人，下一个百万大城市，很可能就是苏州。
沿着长江，通州、真州、镇江、江宁、芜湖、江州、蕲州、武昌、黄州、鄂州、汉阳，这些沿江港口城市都是三十万人上下的商业、手工业大城市。但是一过汉阳军，就再也没有大城市，一直到四川，才开始有大批大城市出现。但这些年发展也慢了下来，四川人口大量向外迁出。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很难享受到大航海的红利，长江水道之利，也只能粘上一点。
四川盆地与两湖平原之间的山区，是最穷的地方之一，既无法得到四川庞大的内部市场红利，又无法享受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的红利，这里的百姓给各方势力当兵为生。
城市的发展，让城市里出现了一群新兴阶层，主要是工商业资本阶层。跟欧洲的城市市民阶层不同，中国的城市阶层，对权贵的反抗动机很低。法国人正在进行规模宏大的城市公社运动，国王支持他们跟各地的贵族斗争，给他们颁发大量公社特许状。但中国城市的自治倾向很低，城市阶层依然跟乡土阶层拥有剪不断的联系。哪怕是城里的大豪商，也要回乡祭祖。也需要给那些穿着补丁的同族长辈磕头。
很多发了财的富商，临退休返乡的时候，一定会大兴土木。衣锦还乡这种文化，真的是城市文化最大的敌人。不光是普通城市如此，海商都是如此。一个海商往往四十岁左右就下不了海了，不管多大的海商，都是把资产清空，转行做保险商或者供应商，同时大兴土木。
普通市民也是如此，很多人一家人进城了，依然会给乡下的亲族汇款。来自城市汇款，是乡村现金流入的主要构成。
虽说跟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跟乡村结合的更加紧密，可依然有独有的组织。没有形成欧洲城市那种城市公社，但各行各业还是有行会的。行会作为商业组织，让商人群体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可斗争性还是不足，充其量发动一个罢市。大规模的城市商人、雇工等市民群体团结起来，跟官府斗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