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飞看来，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先清除内乱，则无法全力抗金、收复中原。
明朝中前期，面对蒙古瓦剌人的进扰，名臣于谦在《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强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
明末时期，明朝面对关外清军和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开始时是内外并攘，但是关内刚迫使农民军招安，关外清军就开始进扰，农民军复又反叛。
明军在松山之战惨败后，兵部尚书陈新甲上书崇祯皇帝，要求与关外清朝议和，先安内对付农民军，崇祯也有此意，但又不愿承担“议和”的名声，命令陈新甲秘密从事。
但陈新甲做事不周泄密，朝臣上书反对，崇祯不敢担当，于是杀陈新甲，罢议和事。
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次延缓危机的机会。
两年后，明朝就在两线作战中亡于李自成，后人多认为这是没能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例。
明末清初抗清殉国名臣夏允彝称：“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近现代中国面临着双重危机。
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侵华战争，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不仅加快了这一进程，而目还陷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入侵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使之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形成了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进退维谷。
第一种危机说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各阶级、阶层，除个别败类，都具有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立场。
第二种危机说明，传统秩序己经崩溃，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因而社会动乱不己，革命高潮连绵不断。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总是受到外敌侵略与内部动乱的双重威胁，不得不同时面临攘外安内的难题。
一般而言，能同时成功地“攘外”和“安内”，本是国家政权的正常使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软弱的中国统治阶级，既不能成功地“攘外”，也不能成功地“安内”。
他们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困境中，往往“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美其名曰“攘外必先安内”。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起义与英法联军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清政府曾坚决地同时“攘外”和“安内”，结果内乱未平却两度招致外敌兵临津京的惨祸，不得不“借师助剿”，对外妥协，对内镇压。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由于在废立皇帝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加上担心“丧失民心”祸起肘腋，盲目利用“义和团”，发动排外主义运动，欲“藉攘外以安内”，结果几乎招致亡国之祸。
这给其后的中国统治阶级以巨大的震撼，从此，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