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才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解释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遗憾的是疫情的相关资料，如传染性、临床特征、治疗手段等却并未广泛告知。
无知的结果是无畏，中国其他地区没有采取什么针对性措施，于是非典开始走出广东省，并在北京集中爆发。
甚至到了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
非典事件充分体现了信息公开制度在政府体制中的缺失。
公民知情权不容侵犯，面对重大灾难时，传统的处置方式已经显得格外落后。
2007年1月，中国政府审理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
随即，各级政府与各政府部门也相继通过了配套方案。
“5·12”汶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而且媒体也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报道机会，而在同样惨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甚至都不允许记者前往报道，少数能够进入灾区的记者也都是被精挑细选的。
非典事件大大推进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但在此之后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件发生：多个地区相继发生人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疫情，但据被新华社揭露，安徽、河南等地仍有不少地方重演了“欺上瞒下”的老套路。
这个老套路，究其原因，不过是害怕承担责任，不能勇于任事；企图捂盖子、蒙混过关。
公民社会的培育。
2003年的北京春天，一场“非典大逃亡”正在这个城市上演，离开，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在这当中，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耐人寻味的是，疫情同样严重的广东并没出现类似情况。
学者许纪霖撰文指出，“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老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场所，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亡了。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
户口制度是让人们不愿意留在北京的另一个理由，面对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人的自发恐慌正是卫生防疫的挑战。
北京，因其所赐予的机遇和魅力成为中国精英和打工者向往之地，但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吸引终究不是建立信任感的良策。
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大学生群体选择逃亡，已说明社会缺失一种共识，一种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健全的社会认同感。
令人难过的是，当这些逃难者离开北京时，他们面对的是外地封锁公路和厌恶的白眼。
来自同胞的感情隔断让这个社会的疏离感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