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感和欲望都有一个适中之点，在这个适中的限度内就能达到和谐的境地；一个社会也是一样，若要达到和谐、安定、有序，必须把人的情感、欲望、行为都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中庸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原则，而且也是一种修养境界。
孔子将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认为它是超功利的，却又有着极大的功用，这功用就是达到人己物我的和谐，使人和事物的发展都能够保持均衡协调。
中庸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思想和它所追求的人格形态，对中国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的影响和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许多方面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指导和教育意义。
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但儒家所说的“和”的含义后来演变为融合、调和、无原则地为“和”而和，就陷入了严重的片面性。
而过分夸大中庸之道的应世原则，凡事固守着不靠前、不落后的思维定式，势必会遏制创新与发展，陷入僵化、保守，这不仅与现代化所倡导的开拓进取精神大逆其道，而且与中庸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也是相违背的。
前面的长篇大论，长话短说用俗话总结一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遵守特定的秩序、排斥张扬个性；这个特点与西方诸国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普遍以谦逊守礼为荣，以傲慢自我为耻；所以说，赵东宏、李亚峰这样的，有些“目中无人”的年轻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就非常正常了。
至于老白，他不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一直在“忍辱负重”，现在四五十岁了，而且自身实力也非常够资格“倚老卖老”了。
前面用了那么大篇幅，主要是希望阐明我们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的由来，并非要做什么专门的学术研究。
顺便提一下，赵东宏、李亚峰二人，年轻时期经历的一些小坎坷，与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赵东宏是一个真正实力派棋手，可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直到他早已经“功成名就”的本书结束的时期，他在承德市围棋界的声望与他的成绩相当不成比例。
顺便说一下，同样的，李亚峰在桥牌界的情况也相当近似。
这俩人有个共同点，分别是下围棋、打桥牌成绩都不错，名声不算小，可惜其中正面成分与负面成分大体相当；或者，人们心目中负面影响还要更大一些。
归根到底，他们俩比较“有个性”，年轻时比较张扬。
假设他们俩是生活中西方各国，可能就会很平常；但恰恰他们是生活在中国，就显得与周围人们格格不入。
而与之相反的实例很容易找，比如说李铁如。
李铁如无论在哪里都很低调。
他绝非特意那样，而是他自幼至长，一直都真心认为自己不厉害、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