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
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
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
“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
吉凶也如此，“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当时聪明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唐以前历代的兴衰咎由，进而总结出“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在经济上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诗《忆昔》）这样一个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汉代那种礼教的枷锁散架了。
儒、释、道三教并存，特别是佛教的兴起，随着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入，大大促进了算命术的发展。
至此，原始的天命论以及其根深蒂固的影响极大地动摇了。
而且，由于唐代鼻祖唐高祖李渊的家族，以及与他们关系极深的独孤家族、宇文家族等几大门阀，都与西部胡人有不同程度的混血；他们入主中原，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一大象征。
前面两个章节，并不是故意要宣传算命“这门科学”；只不过也是顺路。
李铁如没有想清楚的是，这门高深学问也流传至少一二千年了，如同中国传统医药学、传统武术一样，为什么并不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呢？
当然，这又是另外好几个复杂大问题了；我们这里，决不能转而陷到那几大泥潭里面去；坚决“敬而远之”。
却说他的嫂子，离婚索要了价值三万元家当作为自己的补偿；本来还想要孩子抚养权，不过没有如愿。
而后不久她就再婚了，对象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跳舞跳出来的舞伴；那小伙子，比她还小三岁呢，而且是初婚。
于是，她只比李铁军小半岁，实际上是二十二周岁结婚，二十六周岁离婚。
当时，中国离婚率还远远没有后来高呢。
实际上离婚对俩人的不利影响也是很大的，而且多年后综合考量，代价也是非常惨痛的；其中最最苦的，还是只有三周岁的孩子。